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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障者郑锐:我不是弱者,也不是励志典范

人物频道来源:澎湃新闻 2020年12月03日 16:36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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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那几条刺耳的评论时,郑锐最初觉得难受。

  今年5月底开始,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记录视障者出行的困难,其中一条视频的截图和评论在9月被微博博主“指尖地球_”转发,引发了大量关注。在视频里,郑锐边触摸着电梯楼层按键,边对着镜头说:“摸不出来轮廓,到了楼层也没有语音提示,哎呀太难了......”在发布时,他配文,“无法抵达的终点。

  微博博主“指尖地球_”9月转发了郑锐的视频截图

  评论很快涌来,有人回复,“盲人为什么要出门?”,“没必要为了个别人去改变所有”,配有一个“微笑”表情。

  32岁的郑锐是一位视障者,从一岁起,双眼只有微弱的光感。他看不见,但明白这个表情的意思,“有一些好奇、惊恐、不可思议和轻蔑。”

  “大家越不理解,我做这个事情就越有用”,难受的情绪淡了,郑锐继续发布视频,一条条回复质疑的评论。很多视频里,他留下魔性而开怀的笑声、在自导自演的小剧场里一人分饰两角、讲段子逗闷子,以此来讲述视障者的日常生活和遭遇的偏见。

  用幽默和戏谑对抗愤怒,郑锐一直是这样生活的。自小,他和明眼人一起长大,在他看来,视力障碍不过是一个生理特征,视障者过的只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现在,他是一名信息无障碍工程师和培训师,每天转三趟地铁上班,到了办公室,精准地触摸并打开会议室电灯的开关,吃完午饭,有时去同事座位上唠唠嗑。他常说,自己和明眼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环境仍然在很多时候让郑锐意识到自己的特殊,被障碍物挡住的盲道、读不出的健康码……郑锐希望普及无障碍的理念,并告诉更多人,“无障碍是一种通用设计,最终方便所有人使用,并不只是为了残障群体设置。”

  以下是郑锐的自述:

  想到视障者,你会想到什么?

  像出行遇到的问题,平常没有机会讲,也不知道在哪里讲。你说是愤怒吗?应该是比这种情绪更弱一点的东西——气恼。

  今年5月17日,我参加了一场活动,有志愿者说,可以把出行的困难记录在网络平台上。我就开始拍视频了。

  视频的内容很简单,家人或同事给我拍,我讲十几秒,截掉开头和结尾,几乎不做任何修饰,那些就是我最真实的感受和体验。我发的第一个视频,没想到有几十万的播放量。我想,这么好玩吗?郑锐在短视频里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郑锐在短视频里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拍视频的另一个原因和工作有关。我是一名无障碍培训师,培训中,我都会率先问参与者三个问题。第一,你见过视障者吗?80%到90%的人都说,没有。

  但是这个群体在中国有1700多万,比警察都要多,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警察,怎么会见不到视障者?

  第二个问题,一说到视障者或盲人,你会联想到什么?大多数人回答,盲杖,墨镜,做按摩,行动缓慢,无法沟通。这些是对视障群体贴的标签。

  更多人没有和视障者交流的机会,所以他们不了解。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有人会趴在我耳边说话,我只好说,声音小一点,我是看不见,不是听不见。还有人曾经问我,给你夹一片绿色的青菜好不好?他认为我理解不了青菜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你觉得一名视障者能使用完全没有按键的触屏手机吗?参与者异口同声回答,不可能。我用手机演示以后,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惊讶,“怎么用得这么好。”

  参与培训的大多是企业中高管人员,我会想,普通市民的认知或许有更多的偏差。

  在抖音的评论里也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盲区。有一堆稀奇古怪的问题:盲人上厕所会不会掉下去?吃饭会不会吃到鼻子里?喝水会不会倒进衣服里?我心想,现在的学校怎么连这些东西都不教?

  既然有人对这个群体不了解,我正好借机会普及一下。

  视频里,我设计了一些小剧场,想拍得贴近生活一些,让大家觉得我不是一个坐在镜头前、只会说话的人,你们能跑能跳,有娱乐有工作,我们也过着一样普通的生活。

  他们没有束缚过我

  起初,我并不知道我是看不见的。

  五六岁时,我在家附近跟小朋友一起玩,我们会爬老式的大铁门,门上有把手,我发现有的时候我看不准把手,但别人就爬得很快。他们丢沙包,我去捡,也找不准。

  那时候我的视力,很难去用特别形象的话语去描述。我的左眼能看到轮廓、人的影子,但是这个人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男是女,右眼几乎看不见,只能感受到光的亮,光的暗。

  家人后来告诉我,我不到一岁时,得了一种病,叫牵牛花综合征,明眼人的眼底成像是圆形的,我的像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北京、上海,各大眼科医院都去看过,没有好的治疗方案。

  记忆里都是医院吵闹的声音。我被抱在怀里,一堆医生围过来,一个老年人的声音,应该是主任,说,“这是非常罕见的病。”一堆实习医生拿着手电筒一样的东西,扒开我的眼皮,照得我一片晕乎乎的,好痛。

  我开始吃明目的中药,一天三次,一直到成年。到后来我走进中药店,闻到这个味都觉得很亲切。

  当时去外地看病,只觉得好玩、长见识。我的老家在安徽蚌埠,坐绿皮火车去北京,车厢很嘈杂,有打牌的声音,喝酒划拳的声音,人们大声说话,一车厢里都是烟味。有推车在每个窗户底下叫卖,我会很好奇去问。

  从小,父母从来没跟我谈过看不见的事,他们没有束缚过我,都说,你自己去试,自己去做,做不好再说。

  我家院子里面种无花果树、柿子树,我爬上去,被毛毛虫蜇了手,也拿石头砸马蜂窝,爬脚手架,拿鞭炮塞进酒瓶子里,都干过,也不害怕。

  家人会带我去各地,给我描述陌生的环境。凡是能用手触摸的,我都会去摸一下。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真的是好大,有的能摸出来弯曲的清晰褶皱。北京故宫宫殿上的门钉,好像比我的脸都大。

  有一次爬山下山,完全可以坐索道。但是我妈说,没事,你跟着我慢慢走。因为看不到台阶,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会停,一开始我很恐惧,不敢试探。后来,也习惯搭着她的肩膀,随着她肩膀的上下起伏走下山。

  到了上学的年纪,家人不知道特殊学校、盲人学校,就把我送去了普通的学校。

  三四年级,要在田字格里写字,我发现自己看不清楚,经常写出格。我去问我爸妈,他们才告诉我,“你可能看不见。”

  但这对我没有什么影响。爸妈说,那就写大一点,或者我们帮你写都行。

  老师在课上会先跟同学说,郑锐黑板上的字看不到,你们帮他一下。同学们也都很乐意,我每天都带回家不同同学的笔记。可能那个年代的学生比较淳朴,没有这么多的心思。

  上课我就听,用脑记。下课后,我跑到黑板前,趴在上面,拿放大镜看老师画的图形。

  上初中后,书变大了,字变小了,看不了了。我妈妈说,她不工作了。她用白天的时间,把前一天从同学那里借来的笔记抄好,再还给别人,晚上我回来后给我读。

  到高中,别人学到10点就能完成的功课,我得到12点,我妈陪着我,从冬天到夏天。我从没跌出过班级前10名。

  我喜欢篮球,同学们在篮球场打球,我虽然参与不了,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坐在场边,听他们嘴巴里说话,谁在哪里,球传到哪里,同学的声音我都能辨别出来,我就在脑海里画出他们打球的场面。

  他们不打的时候,我拿场边一根竹竿,敲击下篮筐,判断球框的位置,自己投着玩。球落地不是有弹起来的声音吗?篮球入筐也有声音,“唰”的一声。

  一些同学的行为,现在我想起来可能是在捉弄,但当时不这么觉得。他们会逗我玩,你眼睛好好玩,你能看到我吗?我把你东西藏起来了,你找一下。

  但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小学四年级的一天,班主任把我和父母叫到办公室,跟我父母说,你小孩眼睛不好,怕跟不上成绩,办理退学,不要拖累其他人。

  我特别低落,为什么不让我上学?我又没犯错误。我在房间里哭,家人也没管我。等我哭完,我妈问我,老师说让你退学,你自己想,要不要上?

  我有一个星期没去学校,思想很反复、很焦灼。但是后来我想,你又没有权力要求我退学,我干嘛要听你的呢?

  这件事在当时对我是一个冲击,也是一个转折。第一次被人否定,如果走不出来,可能我就废了。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你们觉得我不行,我偏不信。

  不是弱者,也不是励志典范

  19岁之前,我都没有听过视障者或者盲人这个词,对于盲人学校,视障群体,零认知。知道视障者的概念,是我来深圳上大学之后。

  2007年,我在深圳参加普通高考,家人和我都没有在意视障者的身份,也就不知道高考有无障碍的政策可以申请。

  最大的困难是涂答题卡,一片花里胡哨的。我拿着放大镜,也就是一个圆的半球体,卡在试卷上,先看准题的位置,再拿走放大镜,用手指着这个位置,拿笔去涂。涂错了,我也不敢用橡皮擦擦掉,好不容易涂了几个,手上全是汗,又着急又紧张。

  10道选择题涂了40分钟,英语最后就考了十几分。我进了深圳大学,读了建筑设计。因为从小摸过很多建筑,对于设计的过程、设计的理念特别好奇。

  学建筑设计需要电脑操作,又要画图,老师看我学得比较吃力,就跟我说,你可以办残疾证,申请辅助器具。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个残疾等级、分类,我属于视障的范围。郑锐在电脑前工作。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郑锐在电脑前工作。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我们寝室6个人,大家都互相帮助,平时我们一起去饭堂打饭,一起去逛学校周边的商场里走,晚上一起吃烧烤喝酒。一开始认识我就跟他们说,我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助,但是不用那么主动,有需要我会跟你们说一声。

  有些人会产生要特别关注的紧张心理,觉得你是弱势群体,我要照顾你,呵护你。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毕业后,老师推荐我去设计院工作,做建筑预算,尝试了两年。老师经常带我去工地,我跟工人讲故事,天南地北地聊,因为以前听了很多读物。

  我留在了深圳。因为领了残疾证,会参加残联的活动,才接触很多一样是视力障碍的朋友。我们有相同特征,彼此之间能理解对方的生活状态,有惺惺相惜的感觉。但是谁也不会把悲惨经历挖出来再说一遍。

  2014年,我加入了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主要工作是对手机的无障碍功能进行测评,组织、策划、执行一些无障碍推广的活动。在我们同事中,有很多健全人,也有和我一样的视障者,彼此形成了习惯,没有人会因为我视力不好而去帮我做什么。最多需要别人帮我看看图片有没有摆正,图片里写的内容对不对?现在通过技术,一些图片的文字信息可以被识别出来,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抖音视频的评论里,有很多人问,你怎么养活自己?视障群体里,有速录员、客服、心理咨询师、教师、钢琴调律师、音乐培训师、软件工程师和信息无障碍工程师等等,可从事的职业是非常多的。

  也有人认为我生活得这么好,很励志。以前我看残障劳动模范的报道、励志故事,也觉得挺振奋人心的。听得多了,发现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残障者应该过的生活嘛,有什么不同呢。

  用了“励志”这个词,就已经把这个群体放在了慈善的角度去看待,没有考虑到残障者自身的感受。

  现在想起来,我很庆幸,从小没被周围的人特殊对待,使得我现在独立生活的能力更强。

  评论或私信里有很多视障孩子的家长找我聊,我会告诉他们,不要什么事情都帮他包办,他完全有能力的。无非就是把东西摔烂了,又怎么样呢?你不让他做的话,他永远都不会。

  出门不是每个人基本的权利吗?

  独立出行,对我来说是顺其自然、很平常的一件事。

  我上学头两次,父母会送我,后来都是自己去。公交车站有语音播报,我也会通过听声音,辨别来的是几路公交。有的公交车年限久了,发动机老化,零件仿佛都要掉下来,哗啦响,老车的窗户会打开,能听到乘客说话。还有三个车门的公交车,一听就是不一样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技能,只是平时不会发现。健全人的思考方式以视觉为中心,当失去视觉以后,其他的感官系统依然可以补充。

  到了深圳,城市大了,交通方式多了,但人口也多了,危险多了。深圳是一个新建的城市,设施不断在改,不断在建,导致很多时候感觉,这里本来是好的路,怎么突然又断了。

  最初来深圳生活,我没什么归属感,只是觉得跟我以前生活的城市不一样,老家最高的楼层不会超过5楼。我去地王大厦,电梯也要换乘两次,我站在最高层的窗边,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风吹在脸上。

  家人带我去家附近的路走一走,地铁坐一遍。一个月的时间,常走的路线我基本都熟悉了。

  之前,我有过多次去到陌生的地方走不回来的经历。公交车站没有语音播报,我不知道几路车来了,问司机,司机似乎回答了“嗯”,似乎又没有回答,我就上了。到站,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只好打110。

  几乎90%的视障人士身上都有伤痕。我有一次下公交,从台阶上直接踩下去,腿跪在地上,做了手术,躺了三个月都没起来。上小学,一天下雨,下水道的盖子打开着,我掉下去了,还好不深,自己爬了出来。

  以前,人行道是可以随便走的,后来有了共享单车,我经常出门,一脚踢倒一排的车。

  盲道被占是经常的事,有电动车,甚至汽车,柱子,电线杆,公交站,还有很多树种在了盲道上。

  我想过,要是我会做动画,在抖音发一个视频,内容是我在盲道上走,撞到墙,走不通了,就出现动画:我跳墙或者穿墙而过,或一掌把墙推倒,应该能让人觉得更神奇吧。

  过马路,不知道红绿灯什么时候亮,什么时候灭,绝大多数路口没有声音提示。去超市,找不到要买的东西,找不到收银台,我把货架上的东西碰掉下来过,会有这样的窘境。

  最近这10年没有再发生过这样的事了,我有了很多方法,坐公交,手机的软件能听到车离我还有几站;车快到的时候,我会问一问旁边的人;上车,再问一下司机。如果我问,这是38路吗?他会说,你自己不看?我就换一种问法,你去不去xx方向,到不到x站?他一般会说,到。这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

  在路上走,我会拿雨伞、水杯,类似于盲杖的东西,在身体前面挡一下,防止碰上什么。听声音辨别人流过马路。有时候不用盲道,贴墙走。超市很少去,靠网购。

  但要真正自由地通行,无障碍环境的建立依然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以前疫情没有发生时,我经常去香港,走到路口,有风铃的响声,叮叮,或者叮、叮、叮、噔、噔、蹬,速度快是可以通行,速度慢是等待,很贴心。

  前阵子,我一个人从杭州“摸”到了北京,从在登机口等待、登机、下飞机,走到出口,全是我自己完成。但是在登机口前面的部分,取票,安检,登机口在哪里,根本找不到,机场这么大,也不知道工作人员在哪,那天是同事带着我走。

  机场其实有引导服务,我申请过,但流程太繁琐了,填好多表,办好多手续,几乎卡在最后的时间才把我带上飞机。

  另一个问题在于,很多引导人员并不了解残障群体的需求。

  以前因为不熟悉,我找地铁的工作人员带路,我想上扶梯,他硬把我拉去坐直升电梯。他说,你看不见,不能坐扶手电梯,我后来还是自己上了扶梯。

  也有好心办坏事的。有一次坐公交,有乘客怕我不会下车,说要不要抬着你,他扶着我的腿一个个台阶迈下去,我只好说,你告诉我几个台阶就行了。

  另一方面,视障者坦诚面对自己的缺陷也很重要。我跟视障朋友培训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你要学会让自己‘不要脸’。”

  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必须得要别人帮忙,可能别人等着你去问他,他还不好意思。再说了,他知道你看不见,你又看不到他什么表情,你管他呢?你的目的是获得帮助,到达目的地。

  我自己走到哪里,都会有讥笑的声音,“这个人走路好奇怪”,好像发现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20岁左右年轻气盛,我还会争辩两句,现在无所谓了,爱怎么说怎么说。

  去一个地方次数多了,我的脑海里会有地图。前几个星期,我跟同事一起吃饭,那家饭店我们曾经去过,在城中村,导航不准,他们半天没找到。我搭着同事肩膀说,来,我带你走。

  下了地铁,往左手边走,往右一拐,一扇大铁门进去之后,再往前,第二个路口向右转,过马路,第一家店是理发店,有吹风机的声音,右边第二家店就是了,走到附近,会有声音问,进不进来吃饭?同事有点惊讶。

  我发抖音视频后,有人评论,你看不见干嘛要出门?我想,出门难道不是每个人基本的权利吗?不是我不让自己出门,是社会没有给我提供一个出门的机会。

  我想跳就跳,想跑就跑,只要这条路是平坦的,可能比明眼人走得还快。郑锐在下班地铁上发布抖音视频。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郑锐在下班地铁上发布抖音视频。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任何人、任何情况下都能使用

  很多新闻报道关于无障碍的说法是错误的,比如说,无障碍设计方便了残障人士使用。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无障碍设计方便所有人使用,只是残障群体的需求更迫切而已。

  打个比方,电梯语音播报,看上去视障者最需要,其实个子矮的小朋友、被壮汉堵住视线、低头玩手机的人,都能用到。

  无障碍,其实很简单,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不要使用单一的方式去提供(服务),而是多样的方式或者可以兼容不同需求的方案。

  比如电梯里除了有普通的按键外,还有语音播报,另外按键如果做得更有轮廓感,就能摸出凹凸,或者有盲文,知道是什么数字。

  再举个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觉得坡道就是给使用轮椅的人设计的。但我们想一想,推婴儿车的是不是也能用?老年人是不是也能用?还有拎着大件行李的人,他们都不是残障人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面临“障碍”。

  2013年,我第一次体验到手机的信息无障碍功能,很兴奋,觉得很神奇。我在手机里捣鼓了很长时间,感觉文字能被读(识别)出来挺方便。

  工作中,很多我们合作的企业客户对信息无障碍也有误解,他们觉得,信息无障碍就是帮助视障人士用手机上网的。

  我和他们见面后,一般会把定义先拆解一遍——信息无障碍,是指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平等、便捷地使用和获取信息。

  短信,听障者可以使用,他们无法发语音、通话,而这个功能其实大家都在用。微信里语音转文字的功能,看起来对听障者最方便,但是它做设计时,是让所有人都可以用的,比如在嘈杂的环境里听不清语音内容;或者开会时,不方便听语音这些情况。

  我曾经和视频平台团队反馈,视障者也有看直播的需求,直播不一定都是画面,我可以听主播说话,点购物车买东西。

  他们说,我们的产品定位是年轻人,我回复,那视障者20岁到30岁的算不算年轻人?他们哑口无言。

  现在还是有很多软件没有办法无障碍操作,尤其是出行类、民生服务类的,例如订酒店、在医院挂号,一个个按钮点过去,读出来都是“按钮”或者乱码,不是正确的信息,很头疼。

  最近一次我去外地出差,要填健康码。扫码之后,那些信息都不能读,我听不到,旁边人着急,身后排队的人越来越多,时间一长,不耐烦的情绪都浮现了。我只好手忙脚乱地点着手机,额头不停冒汗。

  出行和信息无障碍的问题,我向政府部门和互联网企业反馈过很多很多次。

  2007年来深圳,我就向交通委员会反馈,希望他们能在公交车上加语音播报,回复是“我们会加的”,“今年就要加”,到2020年还没有加成。公交车都换了好几轮了,广告都贴了无数张了,公交车上的语音播报还是没有加上。

  在银行,我取出来的号是纸质的,我会跟工作人员多说一句:很多商家排队取了号之后都配有震动器,咱们现在是5G时代的政务服务大厅,也可以做得更先进,你哪怕给我一个手机提示,告诉我号到了也行啊。

  还有一些办事窗口上贴的字,很小,颜色也不分明,即使我用不上,但是对于老年人、低视力群体来说,是可以做得更大一点的,这些问题我遇到也会反映一下。

  有部分街道办和政务服务大厅在接到反馈后,已经做了改变了,这没有任何技术难点需要突破的。我相信,无障碍的环境会越来越好。

  一个爱与自由的世界

  从小,家人给我描述了很多形容“美”的场景:清澈的蓝天白云,青色的草地,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

  我记得在深圳第一次见到海,海浪声很远很远,像扇形一样覆盖到整个前方,听不出来哪里是对岸,哪里是尽头。

  有一年,我去内蒙古草原旅行,草原很平坦,一个人也没有,工作人员坐在车上跟我说,你只要不把方向盘打死,随便开。

  我握着方向盘,踩着油门,整个人激动得颤抖,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历,我觉得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我喜欢车,我的孩子也喜欢,他会带着我去摸车标的形状,这是大众,这是本田,飞度,一个个讲给我听。

  2011年,我去看深圳大运会,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在做志愿者,正好是我大学的师妹。

  她给我介绍场馆的布置,比赛的情况。这个姑娘说得详细,性格也开朗,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常常一起在校园里转。

  她喜欢吃早茶,我们吃叉烧包、虾饺,她知道我眼睛不好,会夹给我,告诉我茶点是什么样子。

  最开始一起去饭堂,她会跑到打菜的窗口,拍个照片,坐在凳子上一个个告诉我有什么。我就跟她说,你不用告诉我有哪些,我告诉你我喜欢吃什么,你去找就行了,没有的话就随便了。

  2014年我们才确定在一起,2016年结的婚。以前还不认识她的时候,我担心过找不到(对象),只是没跟家人提。她不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忧虑,我们见面就聊学习,聊好玩的事,一起听歌、吃东西。

  在我心里,她可能是脸蛋胖胖的吧,眼睛应该很大,鼻子也应该不小,1米5左右的身高,以前认识时是长发。

  和她在一起很安心。每次出去,我会跟她说,你随便走吧,很自然地把手搭在她肩上,或者手挽着手。到哪里她都会跟我讲,遇到了什么。我完全把自己的安全交给她了。郑锐在家里做家务。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郑锐在家里做家务。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我觉得,我在她眼中是一个可以被依靠的人,她有什么不太懂的问题都会来问我。她在我眼中,是个大大咧咧的姑娘,很能为人着想。如果少了她,我会感觉少了一个陪伴的人,少了一个听我讲故事、讲笑话的人。

  婚礼的时候,我的父母上台讲话,说了我们俩一路走来的经历。全场突然安静了,可能大家很震惊吧,她的很多亲戚朋友不知道我眼睛的情况。

  对于结婚,我的父母没有给我压力,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肯定最在意这件事。在婚礼上讲话,他们都很激动,有点哽咽。

  我在抖音上发了视频后,有很多刚刚当妈妈的女性,发现小孩被查出来有视力障碍,很着急,给我发私信问,以后小孩该怎么办?未来该怎样生活?她虽然不会跟孩子说,但是有一块大石头一直压在心头,我可以体会到,当事情都解决了,石头才会落地。

  结婚后,我最担心的是视力障碍会不会遗传给孩子。孩子四五个月时去做了基因检测,在家里,我跟妻子说,如果结果出来眼睛有问题,咱们就不要了。讲的时候是开心的语气,没有特别深沉。

  我跟她提了这么一次,以后再也没提过了。这不是说我狠心,因为我经历过30年的痛苦,我不想让孩子去经历我经历过的痛苦。还有一个考虑是,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帮不上家人的忙,我会比较内疚。

  她能理解,想了一段时间,说,没问题,你来决定。我们虽然给了他生命,在深圳生活有好的条件,也有足够的能力去培养他。但现在不像我生活的时候,大家比较简单,他可能没办法享受我当年自在的童年。

  后来基因检测结果出来显示没有异常,我还是担忧,直到小孩一岁检查视力,完全没有问题,我才打消了全部的顾虑。

  孩子出生时,我等在产房外面,孩子跟妈妈一起被推出来,我很轻地摸了摸他,是温热的,皮肤很柔软,很细滑。

  那天一晚上,我都没睡着觉。

  一开始,换尿布我也看不准,只能干着急,帮着扔东西,递一下纸巾。等他大了可以爬了,我就敢抱他了,扛到肩膀上,在床上陪他一起玩玩具,教他背诗、英文字母。

  两岁半,他能走路,也懂了很多东西。我会说,你去帮爸爸拿个东西好不好?你告诉我,你玩的玩具是什么颜色?有什么样的花纹?培养他跟别人描述的意识。他才知道我的视力有问题,但他不一定理解这意味着什么。

  我会告诉他一些理念,他可能也听不懂,但是要从小让他有印象。郑锐和孩子一起摸摸树叶的纹路。

  郑锐和孩子一起摸摸树叶的纹路。

  我跟他说,如果有坐轮椅的老人上下坡不方便,你可以及时去推一下,但是推之前,你一定要问问别人需不需要帮忙。

  我也告诉他,爸爸的眼睛不好,别人如果有其他身体不好的地方,你见到之后,不要去好奇,也不要去嘲笑,你应该就像对爸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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