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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罗慰慈:认真为病人 乃医者之本分

人物频道来源:央视网 2019年08月13日 15:23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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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编者按:百年协和的历史与文化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推出协和医院老专家口述历史系列短视频,记录和反映协和医院老一辈医生的奋斗史,带大家走近“协和精神”,感受医者仁心。

  罗慰慈,1924年7月生于福建福州,著名呼吸病学家和临床医学家,长期从事呼吸内科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1953年从中国协和医学院毕业后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99年荣获卫生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6年当选亚太呼吸学会主席,2006年荣获中国呼吸医师终身成就奖,2007年荣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

  【访谈节选】

  问:罗老师,请谈谈您的求学经历。

  罗慰慈:我是从小多病,所以那会儿就想将来念医比较合适。大学我考了福建协和大学的生物系,毕业论文做的是寄生虫原虫方面的题目。

  问:从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后,您是怎么来到北京学医的?

  罗慰慈:我大学念生物系,想去学医,但是觉得北平协和医学院大概没机会念了,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协和就关门了。1948年,我大学念完了以后,正好那会儿协和复校,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二年招生。考试很严格,全国也得有好几百人考吧,我们福州的那个考区,一下子坐了好大一个教室,都是来考协和的,结果就录取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张卿西[2]。

  我想母亲都培养我大学毕业了,我要再去北平念医学校,得问我的长兄,他那会儿从西南联大毕业了,在一个银行里当职员。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被协和录取了,能不能帮助我继续上学,因为需要学费。他说没问题,你就去学吧。所以我就从福州来了北平。那会儿来北平不容易,河北、江苏这一带铁路都不通,没有火车,我就坐了四天的轮船到天津,然后由天津又坐火车到北平。

  问:您那一届有多少个学生?

  罗慰慈:我们是24个人一班,但第一年就刷了两个人,就剩22个人了。协和很严格,你只要是分数没到一定要求,那就往下刷。考试也挺严的,不断地测试。我们是生化学每天都考,一来上课教授马上就发一个条子,第一课到最末一课都这样,没有落的。大家都非常用功,我们没有在12点以前睡觉的。最后这22个人都一起毕业了。

  北京协和医学院1953届同学合影,三排左一为罗慰慈

  问:医学生时期,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么?

  罗慰慈:我们开头是跟着老师在门诊,第三年开始教我们怎样接近临床,比如说怎么查体、怎么做化验。那会儿的化验,医生得参加的,而不是交给化验师。我在门诊实习的时候,有一次查新病人没有每一个都检查肛门,因为查肛门得去护士那儿戴手套,查完还得脱手套,还得洗手。所以我刚开始有一个病人没检查肛门,后来有一个住院大夫说,你今天那个肛门没查,我可是摸着里头有一个小疙瘩,那个人是一个胃肠病。从那以后,我几乎每个病人都要检查肛门,这变成一个常规了。所以我查体很仔细,因为每一级的医生都这样训练我们。

  问:请您谈谈协和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

  罗慰慈:住院医这个制度,到了1954年还是这样,1941年以前老协和怎么做,那会儿也是怎么做。可是后来,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慢慢病人也多了。特别是朝鲜战争结束后,很多志愿军住进医院,几乎病房都开着。全国各地也都知道协和复院了,能看病了,都来北京了,所以病人数目就增加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想,那住院医的制度要不要变化?主持这个事的是搞心血管的黄宛[3]大夫,他跟我说,你来帮帮我,一起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会儿我正好开始做总住院医了,我就参加讨论住院医师制度要不要顺应当时病人数目增加而要有所变动的会议,后来我们还是基本没变,还是坚持老协和严格的培训制度。

  我做总住院医师的时候是1955年,那时已经解放后复校6年多了,还是非常忙。我值班的那一天要跟着主任开会、查房,主任那会儿是张孝骞大夫,我得跟着他。早上不到8点钟,我在西门口等他,见到我他首先就问,昨天晚上出什么事没有,然后我得把一夜的情况都向他报告,收了多少病人,住院的病人里头有什么问题,我是怎么处理的,这得报告。然后科里要是开会,总住院医师得参加,这样才能知道全科的情况。要有其他有关行政、主任没时间管的事,总住院医师得跑腿。

  另外就是外科、妇产科夜里有什么病人需要内科来会诊,总住院医师得去,这是总住院医师的职责,而不是叫主治医师来医院会诊,总住院医师是代表科主任去会诊。要是院外的大会诊,你就得赶快坐汽车出去。院外、院内晚上的重要会诊都得参加。

  还有教学,礼拜天早晨给住院医讲课,是由总住院医师管。不能讲老知识,你得参考新知识,所以得准备。

  我们都住在医院,有单人房间,夜里随时叫你。那会儿没有手机,是用信号灯,睡觉的时候看不着灯亮,所以预备了一位专门晚上叫总住院医师和其他住院医师的人。那个人拿着手电筒去找总住院医师,你就得马上起来。所以我们都习惯了,躺下马上就得睡,一叫就得醒,而且马上就得跑,跑去抢救。

  总住院医师得了解各个病房的病人情况,一年下来,病也看得挺多。做完总住院医师以后,我感觉心里挺踏实,别的医院任何的会诊,我都敢去。所以毕业后的再教育里头要有这么个经历,那是很好的。

  罗慰慈教授在门诊

  问:内科大查房是协和延续多年的传统,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病例?

  罗慰慈:内科大查房对所有的内科医生还是非常有影响的,因为能解决他们在实践中的困难,有很多病不是一个人能看出来的,所以要一起讨论。

  大查房时要把病人推来,因为有的特殊体征得看,或者这个体征查得对不对,得验证。当然也得跟病人接洽好,这是总住院医师的任务,由他来请病人,大家一起讨论。

  讨论有时候争辩得非常厉害,主要都是那几位大教授,比如说张孝骞大夫、邓家栋[4]大夫、张安[5]大夫、朱贵卿[6]大夫、张学德[7]大夫,这都是各个分科负责的教授,他们发言,然后大家就听这位大夫怎么看、那位大夫怎么看,不同学科的人都可以介入来讨论。当然由于人员慢慢多了,它的范围、人数也就增加了,开头主要就是那些大教授讲。

  那影响大在哪儿?经过大查房讨论的病例,最后总住院医师都要把它整理出来,发表在医学会的杂志上,那都是一些不太寻常的病例。另外,大查房不是光讲课,大家的发言,不同的观点,最后病理的证实,大家都很愿意参加。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关于嗜铬细胞瘤的病例,这个瘤它常常是在肾脏周围,最容易发现的一个症状就是血压高,以为是高血压病,实际上它的原发是在肾脏旁边。而这个病例它不在肾脏周围,是大血管周围,所以难了。因为那会儿CT还不发达,核磁也没有,所以你不能很详细地把胸部的情况拍下来,X线有是有,但是不能做片,切不了。那就分层,一层可以,你要连续做,没这个机器,所以很难,全科讨论不止一次,为什么?查不着原因啊。然后大家就讨论半天,那个时候像这样的病例不止一次查房,各科的人就发表各科不同的意见,我们去听就希望能够出个结果。后来这个病人确诊了,是一个大血管旁边的嗜铬细胞瘤,而且也经过病理证实。这个病人给我的影响就是,以后不管我到哪儿,一听血压有波动,那我就得想想,会不会是类似的情况。所以像这样的讨论,对我来说终身就记住了。

  问:您为什么选择了呼吸病学这个专业?

  罗慰慈:“呼吸科”这三个字是朱贵卿教授先在协和医院提出来的。那会儿在南方管呼吸科叫肺科。朱大夫就说,因为这个专业包括肺以外的食管啊、胸膜腔什么的,“呼吸科”这个词包括得全面,应该叫“呼吸科”。

  朱贵卿大夫是呼吸科的头儿,教我们呼吸系统疾病。他课前的准备很充分,讲的时候声调都很合适,然后他还挺风趣,因为他面对的是阶梯教室的学生,他说这样能吸引学生,别瞌睡。他主张一节课完了以后要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让学生一辈子能记住,这点他做得挺好。

  有一次考试,题目是总住院医师收集的比较难的病例,我们班有22个学生,就准备了22个病例。考试的时候,自己去抽签,然后就考你。全部的教授都坐在那儿,听你报告,那会儿都是用英文。报告完了,他们发问,你得能答好。我那次考试可能答得还不错,所以他们对我还有一点印象,所以朱贵卿大夫有几次特别让我接触呼吸病。我想,呼吸病也很重要,中国呼吸道的病人也挺多。后来他们教授会议决定了以后,就通知我说,你就做呼吸行不行?我说行啊,就这么定的。

  协和做呼吸系统的病是从结核菌开始的,呼吸道的病在咱们这儿是很重要的病,后来当然还有病毒感染。在1941年关门以前,协和有一个结核菌的实验室,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在那,由王叔咸[8]大夫领头进行结核菌的实验。王叔咸是内科四个大教授[9]中间的一个,那会儿朱贵卿大夫比他低得多,但是也比其他的大夫年资高,王叔咸大夫就领着他搞呼吸。1948年复校以后,王叔咸大夫去了北医,就由朱贵卿大夫管结核病的实验室。当时第一卫生事务所公卫工作的重点也在协和,我们七年级到呼吸科实习的时候都到那儿去。为什么?因为那里结核病病人挺多。

  内科呼吸组合影,前排右起:朱贵卿、张孝骞、罗慰慈;后排左三:黄席珍;左四:林耀广

  问:请您分享几个印象深刻的病例。

  罗慰慈:有一个就是军团菌。军团菌是在美国首先报告的一个病原,它会造成军团病,这是一个感染病。开头是退伍军人开会,有很多人发烧起来,后来发现是用的水里有军团菌。这个证实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因为发现一个病的病原,你就知道怎么防治。我们国家是比较早知道这个事,后来我们也开始找军团菌,我们挺努力,也得出了好的结果。

  我在新开路80号那儿住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来了一位大夫,是同仁医院的内科主任。我说有什么事?她说你跟我一起去看一个病人,就是她们的副主任,副主任发烧,老退不下来。我说好,我们就去了。那会儿也没有车,就跟她一起走到同仁医院。到那儿我就查了这个病人,当时能买到的治发烧抗菌的药他几乎都用了,一个级一个级地加,治不好。我检查完后说,这个病人是感染了军团菌。因为军团菌发现了就知道该用什么类的药来控制它更好,我就建议她换一个比较低一点、便宜一点的药,结果用上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治病得了解全面,然后治起来就比较方便一些,也比较准确一些。

  有一个病人在其他医院诊断是淋巴系统肿瘤,她是清华大学的一个老师,那会儿才二、三十岁,她非常担心,觉得这一辈子就完了,所以就来我们门诊再核实一下。我全面地检查结节分布的情况,我说这是一个结节病,后来证实就是结节病。她每年都给我写信,说“谢谢你,我就是那个结节病病人,感谢你,我现在教书挺好的,没事。”后来她说,要么我就给你来电话,你也省得回信,我说好好好,你就来电话。一直到去年,我没收到她电话了,可能她年纪也大了。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就是你认真了一下,给病人一个正确的诊断,那对她来说也是一辈子的事,对我来说也是印象深刻的事。

  问:您在教学上传承了老协和哪些好的传统?

  罗慰慈:我们讲课都是主张提纲挈领、印象深刻,能够让学生听完一节课就记住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张孝骞大夫是这样做的,朱贵卿大夫也是这样做的。朱大夫非常准时,他都是还没上课就已经在讲台上等着了,这给我们也是一个训练,去开会或者会诊的时候,我们都是准时到。

  我讲肺脓肿的时候,常常让学生用嗅觉来观察,因为肺脓肿往往是不同的细菌在发作,所以它都有腐败的味道。有的时候你只要在门口,就知道里头有肺脓肿了,一闻就闻出来了。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形象教学。

  问:1983年您曾到美国参观访学,当时是怎样的契机,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罗慰慈:我们一共去了5个人,曾宪九教授是队长,去了三个学校:纽约的康奈尔大学,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还有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三个都算是美国一流的医学校,特别是约翰·霍普金斯,后来变成世界上医学教育的领头羊,比哈佛还在前,特别是临床这部分。

  我们从纽约开始,一个礼拜去一个学校,学校的校长、各科主任来接待,我是内科呼吸方面的,对方就由内科主任来接待。他们的内科主任把整个内科的组织结构、人员进行系统地介绍,还领我们到每一个实验室参观。

  通过交流我也看出来,美国医生的临床经验跟我们比不相上下,不一定比我们了解得更广阔,因为我们人口多、病人多,我们接触的好些病,他们看不到。当然,他们那会儿的实验室比我们的要好。

  问:在您看来怎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协和人?

  罗慰慈:现在我们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党中央提出来要服务好人民,那我们医疗也在这个范围里,所以一定要不断改进服务,认真、真诚很重要。要延长职工的寿命,延长寿命的有效性,不能到老都病了,那损失太大,让他们健康地工作。

  另外要创新,我们评比的时候,往往还是比较靠前的,但是一定要继续努力才能保住这个称谓,别有所降低,至少跟我们现在新时代能配得上,这个我想很重要。(整理:王璐、董琳  北京协和医院老专家口述历史文化传承教育项目供稿)

  注释:

  [1]鹤龄英华中学(Anglo-Chinese College),创建于1881年(清光绪七年),原名鹤龄英华书院,今福建师大附中的前身之一。

  [2]张卿西(1926-1998),福建闽清人,放射医学与病理生理学家,著名病理学家刘彤华院士爱人。

  [3]黄宛(1918-2010),浙江嘉兴人,著名心脏内科学专家。

  [4]邓家栋(1906-2004),广东蕉岭人,著名内科学和血液病学家。

  [5]张安(1916-2009),广东新会人,著名内科学和血液病学家。

  [6]朱贵卿(1909-1983),浙江吴兴(今湖州)人,著名呼吸内科学及结核病学专家。

  [7]张学德(1916-1981),山东新泰人,著名内科学及传染病学家。

  [8]王叔咸(1904-1985)上海市人,著名内科学家,中国肾脏病学的奠基人。

  [9]另外三位分别是:张孝骞、刘士豪、朱宪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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