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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平:只要他在,露天电影的快乐就在

人物频道来源:钱江晚报 2019年06月10日 11:20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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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煌 摄

  放映前杨志平在社区内打出的放映广告。 黄莺 摄

  放映前,杨志平在调整机器。本报记者 吴煌 摄

  杨志平保留的报道他的《钱江晚报》报纸。黄莺 摄

  夏日的夜晚,露天电影曾是一代人的记忆。

  电影里的狗叫了,全村的狗都开始叫;电影放到一半要换另一卷拷贝,全场响起“哦”的叹息声;爱情镜头来时,家长们着急捂着孩子的眼睛。

  那时,看电影的黄金座位是前排,看电影时是可以嗑瓜子的。

  如今,露天电影可还有人看,有人放?

  “露天电影怎么会只存在回忆里?开玩笑!放电影的机器我都更新了十五六套了,如今露天电影都是高清数字播放机了。”已经播放了40年露天电影的杨志平如是说。

  65岁的他依然是“留下电影队”的当家人。

  开场前台阶、绿化带围栏上坐满了人,幕布成了孩子们的捉迷藏工具

  6月3日,留下街道杨家牌楼社区的公告栏里挂出了通告:6月5日晚上7点,社区广场上免费播放露天电影“廉政风云”,欢迎居民们前来观看。

  当天下午5点,杨志平就开始忙碌了。他要按照设备单准备好各种器具,然后装上三轮电瓶车,然后推到百米之外的社区小广场上。

  放映“工程”里最复杂的是挂幕布。虽然社区广场是他最熟悉的放映场地之一,但是要在广场上挂起一块长7米、宽5米的幕布,还是要在台前台后跑上30多次,才能把4根粗绳子牵着的幕布平整地挂起来。

  孩子们在台上跑来跑去,把幕布当成了最好的捉迷藏工具。

  6点多,台下上百张凳子已经全部被抢完。7点,广场周边能坐的台阶、绿化带的围栏上,已经坐满了人,就等电影开场了。

  放映时,杨志平不太说话,守着机器,注视着放映情况,时不时站起来驱赶一下在台上的孩子。

  孩子们喜欢站在放映机前,看自己的影子变得巨大遮住整个屏幕,然后嘻嘻哈哈地大笑。

  “今天的电影适合爸妈,要是放动画片孩子们可安静了。”杨志平其实不太介意孩子们调皮,露天电影本来就不用正襟危坐的。

  40年前就开始放映露天电影,最火的时候观众有上千人

  1978年,杨志平成为留下公社电影放映队的一员;1993年放映队实行个人承包,他包下这块“责任田”,开始从留下的十多个乡镇到全杭州放映电影。

  西湖桂花节现场、花港饭店、浙江丝绸工学院(浙江理工大学前身)等,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很多年前,放映队是每个乡镇都有的,但是后来放映队没能被收编,变成需要放映牌照的个体户。”最多的时候,杭州有60多支电影放映队。

  为了吸引更多人看露天电影,杨志平制作了广告单到各个大学、社区、企业投递,靠着自己的韧劲积累了不少客源。

  2013年,杨志平在杨家牌楼为民工放映电影。

  “露天电影最火的时候,上千人来看是常见的事。”

  “有一次在别人放映的时候,有个人挤在前排中间,实在是内急,就趁着周围黑在银幕底下做不可描述的事情,结果正好遇到中场换片,屏幕一片白光,大家都看到了。”

  当年一凳难求,如今看电影的人还会坐在电瓶车和自行车上看。

  “电影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去放,偏远农村里居民连一角钱的电影票钱都付不出,就攒着鸡蛋来换,一个鸡蛋一个人。”

  40年后,变了什么呢?

  在放映前,科教宣传片还是要放的,只是最常见的宣传片从《农民工进城务工指南》变成了《防止电信诈骗》。

  最多的时候,杨志平坐拥15套不同年代的放映设备,后来他陆陆续续卖掉了不少,只剩下最常用的三套。

  曾经,电视剧和露天电影抢夺人群。如今,老杨也认命,“年轻人就是喜欢在房间里看电脑,只要有电脑,吃饭不出门,别说出门看电影了。”

  当年他的家就是民工电影院,记录着杭州露天电影播放史

  杨志平的家是杨家牌楼几百幢农民房里非常不起眼的一幢,一楼是铺面,二楼到四楼是出租房,5楼自住。

  一进门的走廊,正面墙上挂着他的荣誉,第三届杭州十大平民英雄、全国农村优秀电影放映员,还有不少当年记者留下的照片和报道。

  如今,住在这里的房客和20年前的房客一样,叫他“杨叔叔”。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住的这幢小楼,曾经有过一个民工电影院,只要花1到2元钱,就可以看一场电影。

  “人少的时候有20人,多起来有上百人看电影。”杨志平说,电影院曾经是一家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比房租更重要。

  后来,电影院每况愈下,房租倒是越来越高。

  “夏天是电影院,冬天太冷了,就把电影院变成溜冰场。这样又养了电影院几年,再后来房租更高了,就把电影院拆了,变成了出租房。”

  这里还是露天电影“博物馆”,堆放了他放电影的各种设备。从500斤重的老式放映机,到50斤重的数字播放机,还有电线、音响、老电影胶片……

  摸着放映的“老伙计”,他说:“其实现在物业、广告公司做活动,会叫我去放一场儿童片,小孩子喜欢,大人也就跟着来了,聚人气。”

  杨志平感慨,“当年多少年轻人一边看电影,一边在底下牵起了手;多少孩子在看电影时交到小伙伴,父母也有了走出家门和邻里聊天交流的机会。”

  看露天电影,看什么不重要,氛围与交际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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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杨志平第16次接受

  《钱江晚报》采访

  杨志平保留了14张钱江晚报在不同年代关于他的报道。而现在是他接受的第16次采访。

  采访杨志平,对我来说,已经是至少十五年前的事情,陆陆续续为他做了五六篇稿子。缘起是他给《钱江晚报》来信,要在当年的国庆给民工办一个免费电影节。

  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去他所在的杨家牌楼时,还没有导航,坐着到那个方向的公交车,一路问司机这个地方在哪里,下车怎么走,最担心的是找不到地方。杨家牌楼确实是个典型的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城郊结合部的村子。

  杨志平当年的电影节非常成功,自己的小电影院人都坐不下,后来又到户外去放了露天电影。来看电影的民工都非常高兴。其实那个时候电影市场有点萧条,去看电影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他的电影节里,你能发现爱电影的人还是很多很多。

  后来,他注意到来看电影的外来务工人员很难找到合适的相亲途径,又利用看电影的机会为人牵红线。有成功的,老杨就帮着他们办喜酒当证婚人。当年还不流行“社会责任感”这个词,但是回过头来想想,杨志平就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期望老杨的电影放映能服务更多的人,钱江晚报会与更多采访对象一同成长,在不同年代做好为民服务。 本报记者 孙连兴

  本报记者 黄莺 通讯员 诸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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