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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这个年龄的导演，只想在自己有可能和有能力的情况下，去拍一部1949年之后的，中国人的电影，我想要做一个让中国的老百姓和观众有极端共鸣的东西。”
2019年，王小帅已过知天命的年纪。
今天，由他导演的《地久天长》正式在国内院线上映。一周前，影片进行了超前点映。
一部时长三小时的电影，挑战所有人的耐心，却没见一个人离场。在央视网记者的观影过程中，不时听到观众的抽泣声。放映结束后，很多人红着眼眶走出放映厅。
一个月前，相似的情景在柏林上演。
有观众说，“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为王小帅的电影流泪。”
王小帅自己也有点吃惊，“我拍电影，不是拍苦情戏、悲情戏，我们只是把生活搬上荧幕，让大家感受生活就好了。我觉得有可能是观看者在里面看到了生活，从人物身上找到了很深层的情感共鸣。”
柏林电影节闭幕一周后，王小帅在自己位于北京798的工作室里，和央视网记者聊起了这部“很催泪”的新片。
“我不主张大家去电影院前准备好多少餐巾纸，或者是准备哭多长时间。一切由心出发，观众就能感受到。”
电影《地久天长》剧照
凭借此影片，两位主演王景春和咏梅在第69届柏林电影节上，几乎“毫无悬念”摘得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银熊奖，成为柏林影史上第三对出自同一影片的影帝影后，更是华语电影的第一次。
在柏林，一个德国记者看过该片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大胆表白：“电影太好了，我希望你们拿奖，拿所有的奖！”
从内容上用大体量、大时间跨度的平民史诗戳中观众泪点，到柏林电影节带来的重量级奖项与好口碑，再加上影片演员中颇具人气的流量明星，有人说，这一次，导演终于可以在市场票房上证明自己了。
“这次我还是不好说，虽然这部片子有共情点，但是不是能够形成好的观影势能和市场，还需要一步一步看。”王小帅告诉央视网记者，“谁都知道什么样的电影能挣钱，什么样的题材、流量能够挣钱，从这个角度考虑，其实我们一直都在逆着潮流走。良知在那，就不能做丢人的事，不按照自己的初心去做，这受不了。”
初心
1966年，王小帅在上海出生。四个月大的时候，他随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搬到贵阳乌当区新添寨的封闭厂区。（三线建设：我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
1979年，父亲到武汉随军，王小帅和母亲也一起搬去了武汉。在武汉短暂生活两年后，15岁的王小帅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装了几十块钱，便只身一人坐火车从武汉到了北京。北京比武汉还大，更不同于贵阳的厂区，出门没有山、没有溪流，周围全是老式或苏式建筑。王小帅内心的潜台词是，“小心，搞不定”。
入学后，王小帅发现，每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都是天之骄子般的存在，大家亲近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不仅如此，很多同学入校以前就经过了专业辅导，美术功底极强，而自己全靠父亲业余辅导，交上去的作业，满分五分只能打三分，快不及格了。
王小帅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对于这个世界，我开始变成一个边缘人和观望者。”
1984年，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横空出世，《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猎场扎撒》深深震撼了他，“原来电影除了讲故事以外，还能这么有艺术性”。“搞不定”绘画的王小帅决定考电影学院。
1984年王小帅在北京电影学院宿舍
在电影学院的四年，是追寻自己内心的四年。大学里，王小帅深受法国新浪潮的影响，而亚洲导演小津安二郎、侯孝贤、杨德昌、费穆，更被他推崇有加。这些人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王小帅日后的创作。
1989年，因为学分较高，王小帅在毕业前获得了挑分配的权利，“当时福建电影制片厂有一个剧本叫《巴黎来的枪手》，说我过去就能拍，而他们当时的厂长又是我初中同学的父亲。而且当时我受侯孝贤、杨德昌影响比较大，觉得福建离台湾比较近，我就挑了福建厂。”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中，王小帅回忆起大学毕业时的经历，“没想到，我刚一进厂，原来的厂长就调走了，《巴黎来的枪手》也黄了。我被分到文学部，做编剧、抓剧本。”
王小帅一直写剧本，等机会。某次讲座上，厂长提到厂里每年拍片子只有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要养活全厂，不可能轻易地给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而培养一个大学生至少要五年。
那个讲座没开完，王小帅就开溜了，打包好东西直接离开福建去了北京。
从上海到贵阳，再到武汉、北京、福州，这些漂来漂去的经历，一次次加深了王小帅与外部世界的疏离以及内在的漂泊感，“我的人生里，有一点挺失败的：混了这么多年都没弄清楚，我到底是哪儿的人呢……”
这种感情，也成为了王小帅每一部影片中传达出的共性。不论是《冬春的日子》《极度寒冷》《十七岁的单车》，还是被称为“三建三部曲”的《青红》《我11》《闯入者》，他都将视角集中于漂泊在城市的外来人、在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体生命，通过他们的生命状态和精神风貌，反映时代洪流下的社会变迁。
坚守
王小帅的父亲曾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任教超过七年。在王小帅幼时，父亲就曾反复劝告他，不要走有关戏剧或电影的路，说这条路太辛苦，所有的一切你都决定不了：演员可能一辈子等不来一个机会，导演可能一辈子无法自由表达。
王小帅相信父亲的话，但依然选择了做一个自由表达的导演。“我要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按照自己的思考说出来，不要像以前那样被别人左右。”
1992年，“北漂”青年王小帅拍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他把镜头对准了自己美院附中的同学：刘小东和喻红。电影讲述了90年代“出国热”背景下，一对年轻的画家情侣的困惑与焦虑。“我就拍一个小小的个体，颓废的，没落的，没有成功的小艺术家，成天在恍惚中度过。其实这也代表了一定的普遍性，代表了个体的脆弱。”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导演王小帅陆续拍摄了《极度寒冷》《十七岁的单车》等“地下电影”，依然将视角对准了处于社会非主流状态下的边缘青年：年轻的行为艺术家、在城市务工的外来农村青年，他们各有各的困惑、压抑与挣扎，但却同样需要被关注。
2014年初，“第六代”电影导演先后摘下了“地下导演”的标签，但王小帅依然是那个“站在世界边上的边缘人和观望者”。
《青红》《左右》《我11》《闯入者》等现实题材影片在上映后，票房均不算理想。
2015年4月30日，王小帅导演的《闯入者》在国内院线上映。作为唯一一部华语影片杀入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提名金狮奖的《闯入者》，在国内却经历了“极度寒冷”，排片量与票房均极为惨淡。
上映首日，国内院线排期不足1%，这让王小帅经历了“有意志力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上映4天票房只有270多万，而与其同一天上映的商业片票房则超过了两亿。受伤的王小帅甚至在微博上发了一封致观众的公开信，信中称：“这是商业电影最好的年代，也是严肃电影最坏的年代。”
除了在资本市场屡屡受挫，不少人质疑王小帅为什么总是抓着三线不放（《青红》《我11》《闯入者》被称为“三建三部曲”，也被称为“生命三部曲”），但王小帅认为，创作离不开创作人的经历，以及他自身的成长背景和环境，“我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贵州的三线地区生活，只有回到那里，才是我的领地。所以在我的十来部片子里，有三部都是三线的题材。”
对于王小帅来说，每一部电影都是冒险，每一次创作都是冒险，但“如果不是为了一个大数据，大家不是为了拼数字来拍电影的话，你的生命力就可以很长，大家从你身上不是为了大量捞取人民币，而是一直发掘你往前走的创作想法，这样就能做得越来越长。 ”
冒险
2015年，王小帅计划再用一个十年完成更为宏观的“家园三部曲”，《地久天长》便是其中的开篇之作。
影片讲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工人刘耀军和沈英明本是挚友，一次，两家的孩子在水库嬉戏时，刘耀军的儿子意外死亡。两家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刘耀军夫妇远走南方，沈英明一家则生活在无限愧疚中。三十年后，曾经的挚友再次相聚，隐藏数年的真相也随即被揭开……
《地久天长》延续了导演以往的写实风格，但与导演一贯擅长反映的“边缘个体的生存状态”不同，故事背景横跨了三十年，主角成了中国社会发展中最广大的工人群体，计划生育、失独、下岗、下海、出国……中国社会发展中每一项重大议题都真切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从对边缘人物、个体生命的关照，到对“三线建设”群体的情结，再到如今对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命运之间相勾连的感受，对于已过天命之年的王小帅来说，这是思维拓宽的正常过程。
“我始终觉得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化太精彩了，大到一个国家，小到老百姓身处其中的生活起伏，都太精彩了。这么大的社会变化，如果完全在我们这个电影上消失了，其实是很可惜的。我觉得是时候把它记录下来，做一个让中国的老百姓有极端共鸣的东西。”
把生活搬上荧幕，王小帅下足了功夫。
戏里80年代、90年代的所有场景、道具、服装都找不到了，都需要剧组一点点搭景、恢复、重建；演员要从人物青年时期，演到老年，三十年的外貌变化需要进行大量的电脑后期制作……无疑，非常耗资本。
“我们做这个事，真的是必须去做，我始终觉得自己既然当了导演，有了这个权力，那就要把自己最初喜欢的，认为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东西，去一点点做好。”王小帅告诉央视网记者，“物理、精神上的挫折和打击都不重要，你有没有那点热情继续往下做？有，那就往下做。你要干这个活，就必须有这么一个肩膀。导演是什么？导演是一个必须能扛的人。”
柏林归来
对话王小帅：
央视网：时隔十几年，再去柏林有什么新感受？
王小帅：最大的感受是自己觉得还很稚嫩、很年轻，可能别人都已经把你当成一个老导演了，这个特讨厌。
这次去柏林，实际上自己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的。因为那个地方很多的导演都冒出来了，有很多的演员在那，你去了以后就觉得诚惶诚恐，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既然有这个感觉，我就要保护好。就是说别觉得自己好像就有经验、有资格坐在上面指手划脚的。
央视网：如何评价王景春和咏梅的表现？
王小帅：我的说法是他们没有演。他们所有的情感一呼一吸，都能透出我们普通中国人的气质，我们能够嗅到能感觉到，这个最重要。我们经常说中国人是吃苦耐劳的民族，遇到很多事情，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起伏，心里起伏、情感起伏，但最后都是隐忍的。景春和咏梅让我感受到了我心目中看到的中国人的特质。
央视网：没有擒获金熊奖，您个人会不会有一点遗憾？
王小帅：确实我们的国内观众也好，媒体也好，非常关注大奖，金熊奖什么，是毋庸置疑的，但有时候不一定盯着这个事情。这一次不是我上台，我在台下为我们的同志鼓掌，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福报了。
我做电影其实从很早就开始，有不少演员上台拿过奖，但拿奖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回报，我一直觉得挺对不起这些演员的。这次我的片子，终于把两个人同时放到聚光灯下，受到这么多人关注，我就觉得终于了了一个心愿。
央视网：《地久天长》马上要在国内上映，有没有票房上的期待？
王小帅：其实看这个片子，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一个电影，这就是生活。我们把生活搬上去，让大家感受生活，就好了，至于生活直接搬上来，能有多少所谓的商业回报，票房回报，它没有“前车之鉴”，没有一个大数据来支持，所以我不知道。只希望电影能够在影院里多坚持几天，口口相传一些时间，希望给这样的电影一些耐心。
央视网：未来会在商业片上做一些尝试吗？
王小帅：做一个电影，不管是做所谓的商业片还是非商业片，第一个就遇到的就是商业、财务问题，但是你骨子里是什么样，还得认清楚。
比如说像《流浪地球》片子刚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肯定爆款，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在初始阶段就要做这么一件没人做过的事，而且一直咬牙做到现在，再看看片花，就觉得肯定行。但是问我你能做吗？我只能说我不能做。不是从技术上能不能做到，而是你的初心就没从那开始。
我们到电影院能够看到这么多片子，宁浩的、韩寒的、郭帆的……你回到这屋里来，发现还有两个人居然拿了影帝影后。如果你一出去全是地球在流浪，那也不行，对吧？
央视网：您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这么多年过去了，找到归属感了吗？
王小帅：非要说找到了，这是很难的。因为很多事情，就像《地久天长》一样，一个事情的发生，改变了一切，要想回到原点是非常难的。他只有照着改变，再去重建自己的生活，不能按原来的可能和设想去生活了，我们也是。所以我们只能是面对它，用上帝写好的这个剧本，去好好生活往下走。
央视网：这么多年，有哪些时候觉得特别困惑，想要放弃？
王小帅：其实在我们中国拍电影，任何一个走向，市场化的、或者作者个人化的，都会遇到困难。我内心很渴望，任何一种困难都别去遮蔽和改变了一个导演的热情和天真、这种对艺术的执着，别伤害了这个东西。伤害了这个东西，换不来好的文化产品。
央视网：很多跟您合作过的演员，都说您是一个特别能“扛”的人？
王小帅：对我来说，天大的事，只要喝口酒就好，有那么一两个哥们，有一个粉丝的一双眼睛，你就会扛得过来。
不可能全世界都在赞美你，不可能全世界都在你困难的时候，都来帮你，你总是要一个人度过。所以有时候一口小酒喝得高兴了，其它就爱谁谁了。有的时候小事、一些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事总是缠绕着你，这才烦人。
央视网：最近最烦心的是什么事？
王小帅：都过去了，都忘了。
（文/陈欣；视频制作/杨小淼；拍摄/李夏 杨兆荃；采访/陈欣 苏春黎 曹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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