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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盲人宣传队:向天而歌八十载

人物频道来源:广州日报 2018年11月14日 15:53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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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红权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深秋的太行山寒气袭人,气温只有3℃,刘红权用左权方言唱着《谁说桃花红 谁说杏花白》,一句句饱含感情的唱词,惹得台下很多老人拿起衣袖擦眼泪。

  他们是一群生活在音乐世界里的盲人,是一群特殊的艺术家。他们走村入户,为村民们表演太行山上流传了千年的民歌小调,这支诞生于1938年的盲人宣传队,今年已经整整80岁了。近日,本报记者实地走访了这些草根歌者。

  每年立冬前后,刘红权便带着盲艺人们到左权县的200多个行政村演出,演出分为春、秋两季。春演在元宵节后,一走就是半年。

  扶杖牵裳走山间

  以前刘红权下乡全凭步行,现在则有面包车拉他们进村,车费由所在的村来负责。下乡要两三个小时,玉忠老人今年68岁了,还算有一丁点视力,所以他通常走在队伍最前面领路,其他队员一个搭着另一个的肩膀,慢慢挪动。

  演出场地在村口的一处黄泥地上。晚上7点,鼓点打起来,唢呐吹起来,庄稼汉子们从四面八方靠拢过来,老头们抽着旱烟。一首《光棍苦》道尽这群盲人的艰难,台下的大娘眼眶有些湿润。刘红权头高高昂起,脖子涨得通红。“再唱一小段《冯奎卖妻》吧。”一曲罢了,台下的村民开始“点歌”。有人从家里拿来瓷缸子,从暖水瓶里倒了碗水,给刘红权润嗓子。

  趁着刘红权喝口水的机会,记者赶忙问他:“你明明啥都看不见,唱歌时为何好像很兴奋啊?”“虽然我看不见观众,但观众看得见我啊,我脸上的表情都是我的真情实感。”刘红权说,一场演出一般有两三小时,老百姓喜欢听什么,他们就唱什么。

  晚上10点,演出结束,几名盲艺人坐下来吃东西。热情的老乡在村小学的办公室为他们准备了一桌饭菜,他们围坐在同一张桌前,桌上视力好的人帮忙上菜。村里的一名十多岁的小伙子对他们的表演很感兴趣,当天主动跟他们坐一桌,替他们传菜。刘红权很是感激,用手摩挲了孩子的脸和头发。“是个俊俏的小伙子。”他笑着说。

  这样的一场3个小时的演出,队员们大约能有500元收入,至今,宣传队依旧采用老辈留下的按工分分配酬金的规矩,将30%左右的收入留给队里那些无力出门演出的年老的盲艺人,算下来,每名队员忙活一晚上大约有50元收入。

  吹拉弹唱皆是情

  刘红权今年50岁了,他是这支宣传队的队长。盲人宣传队的队员们大多是光棍,有的甚至没有亲人。他们将所有的情感融进歌声里。每个盲艺人没有固定分工,都要一专多长,笙、板胡、京胡、唢呐,样样都要会才算合格。

  陈玉文是队伍中年龄最长的,老人经历过艰难的革命岁月,还帮八路军传递过情报。刘红权骄傲地告诉记者,左权盲人宣传队有着光荣的“红色基因”,盲人利用民歌小调,一边宣传抗日,一边探听情报,为抗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时代下,盲人宣传队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经过这些年的创作,盲宣队的歌曲储备已经达到100首。“去农村演出有时要5个小时,没有上百首歌是撑不下去的。”

  吃千家饭睡千家屋

  刘红权不喜欢下雨天和冬天。下雨天,行走在乡间小路上,草鞋经常烂在泥地里拔不出来;冬天户外演出,寒风像刀子一样,一场演出下来,他浑身像石头一样冰凉,在炕上躺一宿都热不了。

  下村演出,要么住在农民家里,要么住在村小学的教室里。在农民家中,通常是几张板凳拼在一起,上面架床板,十个人挤在一起。有时农民家中椅子不够,就只好靠在椅子上或睡在地上。

  好在大家都习惯了。刘红权说:“我是真爱这份事业的。过去盲宣队来了就跟过年一样,我很崇拜他们。”而今,当刘红权成了那批人时,他才发现,人们的选择太多了,看电视、上网,看戏的积极性没过去那么高了。但他还是心怀感恩。

  刘红权有时有些恍惚,似乎时光在他们这里停滞了。除了生活方式变了,演出的工资增加了,他们表演的内容没有变,兄弟情义没有变,组织结构没有变。但盲艺人们现在的处境比过去好多了,他们被集中安置在左权县一处由十多间平房组成的院落里,门口的墙壁上喷绘着他们下乡演出的场面,他们也无法看见。

  听众从阎维文到郭兰英

  今年是左权县盲人宣传队成立80年。这支从革命时期传承到现在的宣传队,至今仍薪火相传,得益于一位叫田青的音乐理论家。

  2003年夏,田青教授到左权县采风,刘红权的一曲《光棍苦》让田青泪流满面。当年的10月10日,田青把这群盲艺人带到中国音乐学院演出,台下的观众是成方圆、阎维文这样的歌唱家。演出结束后,阎维文都被他们苍凉质朴的演出感动得落泪。2018年6月,他们还表演给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看。表演完后,郭兰英拉住刘红权的手,满眼泪水地说:“你唱得非常好!”

  “过去,我们唱小曲都是换饭吃的,但从田青老师那里我们才知道,我们唱的原来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辈们留下来的宝贝。”

  2018年的乡村演出目前已经落幕,不管给的钱多不多,服务乡村是他们坚持了80年的传统,不能丢掉。

  刘红权说,“只要人还在,就要唱下去”。

  叹说“光棍苦”

  刘红权如今依然要面临一些现实的烦恼。而现在,他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后继无人。

  “要想有人才补充进来,就必须得是盲人。真的很矛盾。”如今左权盲人宣传队的人数在逐年减少,从最多时100多人到现在减少到只有10人。

  另一个难题是,民歌小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萎缩。“今年已经有好几个村的村支书跟我说,明年不用来了。”刘红权语调中带着忧虑。

  而作为盲宣队里唯一一位娶妻了的盲艺人,王树伟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队里的各位兄弟们也都能娶上媳妇,过上充满阳光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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