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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起“画家村”的他们:江湖中的浮与沉

人物频道来源:央视网 2018年05月14日 16:03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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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消息:北京通州徐宋路上,高耸的铁皮钢架搭建起来的简易招牌被一层大红底色贴着透明保护膜的广告纸紧紧包裹着。以“中国”直接冠名的宋庄,用这种直白而又略显简陋的方式宣示着打造成为“中国文化硅谷”的宏图愿景。

一如它外在所呈现的形状,这个巨型框架更像是一道进入宋庄的门。(摄影/孙晓媛)

一如它外在所呈现的形状,这个巨型框架更像是一道进入宋庄的门。(摄影/孙晓媛)

2000年初,艺术品市场在竞相举牌中高潮迭起,与此同时,早前从圆明园画家村迁徙到宋庄的艺术创作者也迎来了大批国外藏家。一幅画出手就卖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即便是名不见经传的画家,运气好时手里的作品也能一售而空。

一时间,来者云集,宋庄“画家村”声名鹊起。

宋庄镇政府官网显示,在过去的十五年里,这里已陆续吸引了5000多名海内外艺术创作者,曾创下每年近百名艺术家的近千件作品被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著名美术馆和艺术机构收藏的辉煌成绩。

发迹于农村,如此大规模的艺术群落,多名艺术评论家曾叹:“世界奇迹”。

宋庄画家村第一个正式展馆就是“宋庄艺术合作社”。(摄影/陈博 2003年)

宋庄画家村第一个正式展馆就是“宋庄艺术合作社”。(摄影/陈博 2003年)

自艺术创作者赋予这个自然村的艺术气质开始,艺术与农村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不可避免地制造着新的契机,并最终影响着他们未来的发展。

光影二十载

在宋庄栖居多年的陈博,用相机记录了这里二十年的历史变迁。在他的暗房中,珍藏着关于宋庄的两万多张照片,其中大部分都是黑白色调,里面的人、物和很多场景已经无法于现实中再寻到踪迹了,但照片中的故事有的仍在坊间流传。

生长于山西农村的陈博,21岁自己开照相馆之前曾一直辗转于山西各地打工。厌倦了遵循父辈的生活轨迹,一眼望到头的未来,促使他在焦虑中迫切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然而彼时,在他的认知里,除了山西和北京,其他的地方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于是,就在这样的“不二选择”中来到了北京。

摄影师大约都是孤独的,心里总能装着一个别人看不见的世界。大背头短马尾,细小的眼睛里透着几丝忧郁气质,初次见到陈博,不说话的时候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可一旦熟络起来,就滔滔不绝,坦诚的甚至有点与年龄不符的可爱。

陈博在接电话。(摄影/孙晓媛)

陈博在接电话。(摄影/孙晓媛)

早期的宋庄也仅仅是为一些自由创作者提供一席容身之所的地方。“2000年在宋庄,一个月两百块钱就可以满足一个人一个月的食宿开销。那个时候,租一个院子,三五分地的大小,也就不到一百块钱。”报纸糊墙,老炕睡人,自得其乐。谈及清贫中的舒适自在,他像小孩吃到好吃的东西一样显摆地砸咂舌,一副满脸怀念甚至享受的样子。

“刚开始,经济拮据,哪儿也去不了,跟家里要钱,跟朋友借钱。”他略微有些不好意思。陈博当初的窘迫多少带有一点现实撞碎理想的悲怆,作为这个群体中大部分人的真实写照,谁也比谁好不了多少。经济捉襟见肘的时候,他曾去市中心打了两年工,也是那个时候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后来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开始自己接拍作品,自此经济条件逐渐转好。

记录宋庄,从最开始的无心之举到最后的持续性拍摄,这种惯性的表达,成就了很多人尚未见过宋庄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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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流落于宋庄的艺术家能有一辆摩托车可以说是非常时髦了。(摄影/陈博 2004年)

在他收藏的上万张黑白影像中,还流淌着早期宋庄的模样。那个时候 “在冬天的早上可以悠闲地抽着烟斗,走过白色田野,推开邻村好友的院门,然后跺跺脚上的残雪,围坐在温暖的火炉旁,闲话古今中外。西山落日后,一帮人在火炉上撑口锅,热气腾腾的来顿涮羊肉,再温两斤姜丝黄酒,直到深夜寒风拜别归去。”如同世外桃源,早先到来的人,基本都是过着这样悠哉的生活。

然而如今,他租住在村子里一个七拐八拐才能找到的高挑空旷的厂区工作室,阅读、拍摄、一年两三次短期旅行是他和妻子两个人日常的生活方式。邻里邻居都是大门紧闭,商业化的浸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随之改变。

从陈博租住的房间看去,后面是一大片废弃的建筑。(摄影/孙晓媛)

从陈博租住的房间看去,后面是一大片废弃的建筑。(摄影/孙晓媛)

农民与艺术创作者,这两个并无太大交集的群体,在艺术融入农村的过程中免不了以多种窘态反复出现。

 “早前艺术品市场行情好的时候,一些村民觉得画家挣钱很容易,随便一幅画一卖就好几万,几十万。”那个时候宋庄的画基本都还是外销,国内的藏家群还没有起来。

 “一个租住在大兴庄的画家卖了一幅画,房东闻讯赶来说,房钱也不给你涨了,原来300元的房租你给成美元吧,不多,就300美金。”再次讲起这个真实的故事,陈博耸耸肩,依然觉得好笑,但也觉得正常。

“画家村”的印迹与转体

虽然偶有格格不入,但集体艺术创作行为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

早晨,宋庄的主街道并没有太多行人,甚至因为各式凌乱的建筑和缺少绿化而显得有些灰头土脸。在艺术区工厂路路口卖煎饼果子的大妈背靠在车子一侧,百无聊赖的滑动着手机屏幕,胸前的围裙上油渍泛黄显眼。

当你花六块钱买一个煎饼果子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卖煎饼果子的大妈会花六百块钱买一幅自己并不太懂的画,而且还会再花200块钱装裱完整。

在这种艺术环境的影响下,即便在精神上并未达到一致高度,但至少从形式观念上开始趋于一致。在这里,艺术作品不再是虚无奢,而是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弥漫在生活中。

一家绘画培训机构的学生正在上课,仅从一楼看,人数不少。(摄影/孙晓媛)

一家绘画培训机构的学生正在上课,仅从一楼看,人数不少。(摄影/孙晓媛)

随着2005年首届宋庄艺术节的开幕,大量各行各业的人群开始涌入,这种交流共生的状态在人气和时间的积累下,促生了特有的艺术产业链。

美术馆、画廊随处可见,庞大的艺术培训机构也形成了完整的一条龙服务,“假期学生吃住全包,考试包过一次性学费十几万,好一点的学校包过收费高达几十万元”一位从事相关工作的人透露。

以徐宋路为主道,向两边分散看去,经营画材、画框、作品装裱以及艺术品物流服务的小店小铺遍地丛生,各种相关的社会组织协会也相继挂牌,甚至连餐饮也成为一大特色。“周末常有人专门驱车几十公里过来寻找隐藏在深街巷尾的风味私家小吃”当地一位村民说到。

除了目力所及的招牌,这里还相继催生了乐队表演、文学创作、影视制作等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团体。

紧闭的红色大门是位于宋庄北寺村的一家诗歌书店,远处看与其他民居并无区别。(摄影/孙晓媛)

紧闭的红色大门是位于宋庄北寺村的一家诗歌书店,远处看与其他民居并无区别。(摄影/孙晓媛)

其实,走一圈会发现,从表面很难看出,这种繁荣究竟是建立在怎样的根基之上的。支撑这些表象的原生产力——那些数量庞大的画家、雕塑家、行为艺术家等等散居隐匿在周边十几个村子,竟无从寻找。他们进出之间跟村民无异,若不是在这个圈子待久一点,即便迎面走来融入人群也无从知晓。

位于宋庄小堡广场的地标雕塑——土生金,象征生命力。(摄影/孙晓媛)

位于宋庄小堡广场的地标雕塑——土生金,象征生命力。(摄影/孙晓媛)

据宋庄镇政府官网数据,宋庄镇户籍人口数量66606人,总人口122475人,这也意味着现有居住者中有一半是外来人口,而正是这一半人口,无形中以各种方式的存在,成就了当地GDP一个个小小的支点。

谁的宋庄

与中国千千万万个籍籍无名的村落相比,宋庄民房的散落密集与高矮起伏,乃至人口结构和村民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因艺术创作者的介入而带来的微妙变化。

早前在艺术品市场火爆的时候,部分人积累了一些资本,盖起了二层小楼,院落稍微大一点的自建亭台水榭,闲时赏花养鸟观鱼读书。而条件不济的,屈居于四处漏风,面临拆迁的危房里的也比比皆是。

90年代末期,在人们对于宅基地产权尚未有明确认知的时候,宋庄出现了第一批房屋买卖交易,这也是当初很多艺术家为什么选择留在此地的原因之一。 唐城就是最早一批来到宋庄定居的其中一位。

在一起的聊天中,唐城显得多少有些沉默,以一种较随意的姿势斜靠在藤椅上,手里的烟一支接一支,吞吐的烟雾中眼神迷离。

思考中的唐城。(摄影/孙晓媛)

思考中的唐城。(摄影/孙晓媛)

近半年来,一直没有创作。对于并不迷恋网络的他来说,平时就只是散散步,思考一些与艺术有关的东西。因为背后没有专门的经纪团队和销售渠道,卖过最贵的一副画也就一万多块钱。“最近几年画不是太好卖,所以平时也会接一些雕塑和壁画的活儿。”他咧着嘴,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略微尴尬的哈哈大笑。

或许如他自己解释有一些社交恐惧,他用手一遍又一遍捋着厚厚干枯的披肩发,牛仔裤和皮夹克的油渍在玻璃窗打进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用他的话说,1999年定居宋庄之前一直都在“流浪”,此后剩下的青春都留在了这里。追求艺术的自我表达,线条和色彩伴随了他的几乎前半生。“思想和技能达到一定高度才能称得上是艺术”认真甚至谦虚的有些偏执的性格,让他羞于包装自己,也未在画家这个自由职业中获取过什么大的财富。

敞亮的二楼,从四周到顶棚都是大块透明的玻璃拼装而成。头顶不时有飞机飞过,巨大轰鸣的响声快速拉出一条长长的细线,渐行渐远。这一整层的工作室里堆满了唐城的作品,连同一楼大批的藏书和乐器,以及这个百年老屋构成了他的全部。

唐城的部分作品,线条和色彩构成了抽象的表达。(摄影/孙晓媛)

唐城的部分作品,线条和色彩构成了抽象的表达。(摄影/孙晓媛)

然而,19年前选择在自己的小节奏里慢生活的方式,是否还能在宋庄延续下去,成了唐城眼下除了艺术创作外也会偶尔去思考的事情。

去年,宋庄画家购买农民宅基地房屋案终审宣判不合法。在国家政策大背景下,显得尤为敏感。

像唐城一样最早定居宋庄的那一批人,大部分都在这里安家置业了。而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原住村民则通过资金周转以房易房改善了居住条件,还有一部分人把房屋租出去,开摩的,打零工,收房租,去城里上班等等,基本也不再种地了。

购房案无疑折射出了当地生产模式和经济结构的改变所引发的一系列利益分配问题。尤其是在北京市副中心落地通州的消息出来后,周边房价迎来一轮飞涨,拆迁补偿的利益问题一度打破了原本画家和村民之间互利共生的关系。

宋庄一处工作室上挂着“高仿复制拍照”的牌子。(摄影/孙晓媛)

宋庄一处工作室上挂着“高仿复制拍照”的牌子。(摄影/孙晓媛)

在通州新一轮的规划和建设中,宋庄正悄悄向规范化转变。在投资巨大的文化产业“布局”下,如今的宋庄也不乏资本市场对艺术的逆向淘汰。

在艺术品交易中心、时尚创意中心、动漫企业、文化传媒、艺术培训、甚至室内装潢设计等商业化主体相继挂牌中,部分小门店因违规经营面临着关停的命运;各种不符合安全规范的公寓正在清退;隐藏于村子里的画板画框作坊式加工厂被陆续封停,而一些游走于道德与法律边缘的行为艺术也早已销声匿迹。

这里像是一个江湖,曾几何时于风起云涌中又逐渐悄无声息。面对生活成本的上升、生存环境的改变,未来的不确定性,部分艺术创作者们又陆续踏上了离别之路。(文/孙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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