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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人物频道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7年11月03日 10:00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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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年近八十的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牟钟鉴,还清楚地记得60年前,自己在北京大学的日子。

  “冯友兰先生住在燕南园57号,房间采光不是很好,但在我们心目中是最好的房子。一进门左手边有一个厅,厅里摆着沙发、黑白电视,他就请我们看电视。先生很温和,学生到他家里一点儿也不拘束。”回忆起学生时代,牟钟鉴的神情还像当年的那个青年学生。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汇聚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学者。中国史学科就有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等。初期老教授们被强调要改造思想,1956年以后开始陆续走上讲台,与学生有较多接触。天赐良机,牟钟鉴正是在这个时期入学的。

  1957年至1965年,牟钟鉴在北京大学念本科与研究生,听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张岱年的宋明理学、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汪子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生阶段,牟钟鉴受教于冯友兰与任继愈,常到冯友兰家中请教。

  60年后的今天,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时,牟钟鉴说:“在老一辈学者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冯先生。我从本科到研究生,有8年之久生活在冯友兰身边。在治中国哲学时,应具备中华神韵,兼综中西的理论、态度、方法,我从冯先生那里获得了最多的教益。”

  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一序述平生

  冯友兰是中国第一位用现代学术眼光写出完整《中国哲学史》的人,又将它传译到西方,使其成为流行最广的中国哲学著作。牟钟鉴说:“冯先生是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其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做人为学都是我的榜样。”

  “三史”指的是《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一至七册)。“六书”则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

  牟钟鉴说:“冯先生是在1948年3月毅然从美国返回中国大陆的,再也没有离开,一生都想为中国服务,找一条中国的发展道路,即便是后来挨批判、受挫折,也不后悔。他引用过建安七子王粲《登楼赋》中的一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牟钟鉴认为,谈冯友兰的一生,不可忽略《三松堂自序》,“这是冯先生在‘文革’结束后第一个要写的,他要在别人解剖自己之前先自我解剖”。

  冯友兰的一生苦难而传奇,他在个别事件中的反应,在一些学人看来有失气节。但牟钟鉴表示:“只有了解一个人才能批判一个人。在那种政治高压下,‘批林批孔’是大势所趋,毫不妥协的人很少。按宗璞的说法,冯先生一直被关‘牛棚’,身体受不了,怕再也没机会为国家做事。冯先生是一个君子,他从来没有揭发过谁。‘文革’结束后,他第一个出来自我批评,说自己没有‘修辞立其诚’(语出《周易·乾·文言》,意为写文章表现出作者的真实意图——记者注)。”

  学“涵泳”,做中国学问要入其内也能出其外

  牟钟鉴回忆,冯友兰在指导自己的研究生学习时,不是一味灌输知识,而是强调态度和方法,“他提示我与同学,学习古典要‘涵泳’,这是一个基本态度和方法”。“涵泳”堪称冯友兰一生治学经验的结晶。其本义是水中潜游,引申到做学问,就是要求学者深入到研究对象和原典之中,潜心品味体会,尔后自由穿行。

  而“涵泳”的提出,与当时的学术环境相关。那时候强调,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先树立理论模式、再看古人著作。而这个理论模式就是苏联日丹诺夫对哲学史的定义: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是唯物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

  按照这个模式来套中国哲学史,在今天看来就有些不伦不类。牟钟鉴介绍,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无论老庄、孔孟还是程朱,都是唯心主义;当然中国也有唯物主义,比如先秦的荀子,两汉的王充,但都是朴素的唯物主义。

  “中国哲学在日丹诺夫的框架下,就大大贬低了应有的价值。冯先生不同意带着成见去读古典,要我们先顺着古人的思路去想,细细品味,弄清本义,然后有所觉解,再作评论。‘涵泳’一方面要在水中,另一方面还要能自由穿行,入其内也能出其外。”牟钟鉴说。

  后来,“涵泳”成为牟钟鉴几十年做学问的座右铭。他在2011年汇编自己的儒学研究文集时,就把书名题为《涵泳儒学》,以纪念恩师。

  中国哲学不能照着讲,而要接着讲

  中国儒家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和“知行合一”的说法,主张学子不在于积累知识,其要在于叩问真理、提升人生、乐在其中。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功用也不在于增加实际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这是继承和发挥了中华传统哲学的精神。由此,他提出了“人生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牟钟鉴说:“我很认同中国传统的境界哲学,在探索哲学的理论发展时,不忘记与自身的人生价值追求、心态优化相结合,不忘记‘明体达用’的目标,使研究不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

  冯友兰主张,中国哲学不能照着讲,而要接着讲,不断开出新统。

  牟钟鉴解释,所谓“照着讲”,有些像古代的训诂派,主要工作是把文本解释清楚——随着时代变迁,如果不解释,前代的书可能后人就看不懂了,所以叫‘我注六经’;所谓“接着讲”,则有些像义理派,重点在于结合时代作创造性的解释,所以也叫‘六经注我’。

  “我认为各有功能,没有训诂,后人就看不懂文本,但没有义理,就不能提供新的思想。”牟钟鉴说,“我们今天讲传统文化,也不是原样照搬,也是接着讲。”

  上世纪50年代,冯友兰提出,中国古代一些重要的哲学命题有两层意义,一是具体意义,一是抽象意义,我们应该“抽象继承”。这是在全盘苏化和反传统猛烈的时代,为中华思想文化争取空间,把其中规律性、普遍性的成分提炼出来,做到古为今用。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例,从具体意义来说,当时的人学习的规则、礼乐大部分不适合当下,但是从抽象意义来说,学习任何东西,都要经常复习、实践。

  牟钟鉴说,曾有一段时间,浅薄而激进者贬低前辈学者,妄图绕过他们而开出新学术,结果表面热闹、实际苍白;时文媚俗者多、实至名归者少,学术反而衰落了。“几经挫折,我们才觉悟,必须吸取老一代学者的学术营养,才能真正有所创新。”

  牟钟鉴表示,研究中华思想文化,除了根植于先秦孔孟老庄古典,还要返回近现代思想大家。谭嗣同的新仁学、熊十力的新唯识学、钱穆的新国学、梁漱溟的新文化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方东美的生命哲学,都是现代儒学的新形态,代表学术的发展方向。

  在冯友兰的熏陶下,牟钟鉴在儒学的现代转型上写出《新仁学构想》和《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在宗教学领域先总结中国宗教史优良传统,再努力推出《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研究:十二轮》,“这是冯先生‘明体而达用’的学术之路,只是我做的还不够理想”。

  别“共殊”,寻找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

  冯友兰家中有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写他的人生追求,下联写他的哲学方向。

  “冯先生是社会责任感很强的哲学家,一心想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角度为振兴中华做贡献。”牟钟鉴回忆,冯友兰多次说过,他的学术研究就是阐发中国古典哲学的精神和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为新时代哲学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文化营养。

  冯友兰早年研究理学,构建新理学,发掘“共相”和“殊相”的要义,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他认为,实现工业化、发展商品经济是现代化的“共相”,而中华文化具有特殊性,不能模仿西方,这就是现代化的“殊相”。中国的现代化要参与全球化过程,但不是西方化,而是要结合中国传统走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这就超越了全盘西化论和国学独尊论。

  受冯师的影响,牟钟鉴不愿做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也不热心为学术而学术,而喜欢做义理之学和经世之学,研究中国哲学总带着强烈的现实关切,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力图把历史和当代贯通起来。

  “希望通过自己对古典的觉悟和理解,使中国哲学具有真实的活的生命,能帮助当代青年吸收一些先贤的智慧,更好地思考现实问题。”牟钟鉴在近20年来,主要精力从哲学转至宗教史与宗教学研究,发现中国宗教以温和主义为主流,信仰之间不易引起冲突与对抗,外来一神教受“仁和”精神的影响,逐渐减弱排他性,成为其他信仰的好邻居。

  而这个发现,也与冯友兰此前提出的“贵和哲学”不谋而合。

  冯友兰于上世纪80年代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着力强调“贵和哲学”,是他敏锐地意识到“贵斗哲学”将要过时,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需要确立“贵和哲学”的主导地位,中国要向世界提供和谐、协调的中国智慧。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结尾时说:“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的,但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时间,必须以世纪计算。”“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这句话可以看成冯先生的伟大遗言,他对人性向善有高度信心。”牟钟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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